娘病了，那种治不好的病。

娘蜡黄着脸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，我刚刚毕业分配，正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朝身边的每个人，用干巴巴的脸挤着湿润的笑。

娘知道这些，娘没让爹给我写信。

娘也没让爹给哥打电话，哥为了攒钱娶媳妇在外地打工已经三年半。

娘和爹想哥，可更想娶儿媳更想添孙子。我和姐也想哥，可我们更要想爹娘之所想，急哥之所急。所以，这三年多，哥想家和我们想他时，就打电话。一打电话，爹就嫌娘唠叨，怪娘不问些正经的，净说一些少惹事多在心冷了加衣热了脱袄的婆娘事。

姐刚从安康医院出来一周，安康是老家那地儿唯一的精神病医院。姐这病有些年头了，得病时十八，现在已经三十有二。

陪着娘的只有爹。

爹猥琐瘦小，爹没见过世面。

爹是农民，爹除了去集镇买化肥从没离过村子半步。

秋后，娘的脸越来越黄，疼时身子就弯成虾米状。终于有一天，娘连炕也起不来了。爹连夜把上手挑的优质小枣廉价卖给了本村的收购户，拿着六百块钱，打听好进城路线，扶着娘走了。

顶着凌晨五点的寒风，去五里外赶那辆通往县城的唯一一班客车。

拉着娘进医院后，在大厅里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流，爹没折了，爹本来就是个土老冒。后来是一位好心的姑娘带爹挂了号，并且领着爹陪娘走完了全部的检查过程。

“真是遇上好心人了，也没问问孩子的名儿，瞧我这死脑瓜！”这句话，爹对每个去看娘的人都说了好多遍。我想，那位姑娘一定很漂亮，我很想问问爹，她长得啥样。我张了好几次口，又都闭上了。可我一直把这事记在心里，永远也不会忘。

当医生看完各项化验结果，瞥了一眼坐在走廊里等候的娘，然后对爹说出“肝癌晚期”这四个字时，爹一下傻了。

爹虽是农民却深知癌之厉害，那是神仙也救不了的病。

爹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爹突然间老了十岁。

爹孩子似的向医生求救，“您说这该咋办呢？”

医生面无表情，“先住院吧。”

当听说住院得先交两千元押金时，爹更傻了。

爹的手捂着裤袋，那里面只剩下了二十四块。一张十元，二张五元，四张一元，爹已经数过好几遍了。

爹无助地望着医生：“要、要是不住院……”

医生用目光上上下下将爹狠狠地诊断了一番。那天，爹特意穿了一套八成新的衣服。最后，医生将眼停留在爹胸前露出的绒衣上，绒衣是我替下的。胸前有只醒目的龙，张牙舞爪。

医生对露在外面的一只龙爪说：“那就回家等死吧。”

于是，爹带着娘回家了。

上车前，爹在车站旁边的快餐店买了四个包子，纯肉馅的。娘吃了连声说，真香。娘吃完最后一个才想起一直望着窗外，紧闭嘴唇的爹也是大半天水米未进了。

下客车后，爹扶着娘又走在那条通往村子的土路上。那段五里的路，娘每次推一车白菜去赶集也不过二十分钟的光景。这次，一走就走了两个小时。与其说走，不如说是拖。

爹把娘拖到家后，娘就躺在了炕上。

娘躺在炕上，等死。

我知道娘病的消息纯属偶然。

那天，我跟李小娜上街碰到了二柱。李小娜是我大学同学，当然，前些日子的一个夜晚之后，我们不止同学这么简单了。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会跟她结婚。

二柱是我家邻居，在这个城市打工。

二柱看到我，先是瞧一眼身边的李小娜，然后说“三儿，咋没回家，你娘病的那重？”

“我娘病了？啥病？家里没说啊！”

二柱说，“好像不大好。”

第二天，我回了家。我进屋时，娘正躺在炕上。看到我，腾地坐了起来。一边理着零乱的头发一边嘟囔着说，“娘越老越懒了，没事就想在热炕头上躺着。”我埋怨娘病了咋不告诉我。娘说，庄稼人谁没个头疼脑热的，你别听二柱瞎吆喝。刚上班，凡事要留心，多长心眼。娘没事，三儿放心就是。

我丝毫不怀疑娘的话，娘从小到大，从没骗过我。

那天晚上，娘在我住的东屋呆到很晚，我困的在床上打盹娘却还在絮叨。当娘听说我找了女朋友后，显得特别高兴，直催我赶紧把李小娜领到家来，说越快越好。那神情，就像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一样。

第二天清晨去赶车，我走出很远，娘还站在家门口张望。我发现娘的衣服不知啥时变得又肥又大了，在初冬的寒风中，显得又虚又空。

一周后，我接到消息，娘病危。

我到家时，娘已经冷了，躺在外间屋的门板上。直挺挺的，一点也不亲切。

姐又犯病了，她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只旧塑料袋，哗啦倒在地上。一大堆的药瓶和纸包，有空的也有吃了一半的，有胶囊也有药丸，有止痛的也有利尿的。但全部都是包装最简陋价格最便宜的，其中最多的是那种一角钱一条的止痛片。

姐指着它们说，娘，娘。

顺着姐的手指，我也看到了娘。娘对我说，三儿，娘还想活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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